《管子》篇幅宏伟，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为齐国称霸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长明 程恩富

“百家之祖”管子和“百科全书”《管子》，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占有开天下先的重要地位。作为相师合一的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学术思想界一巨子”，管仲既有博大精深的经世济民理论，又有相齐（在齐国担任宰相的职位）、平天下的成功实践。管仲经济学，形塑了一种经世济民的经济学范式，发微出经济学大道，是当之无愧的人类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者。在管仲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建构中，跨越时空隧道的惊若天人之语俯拾皆是，其首倡的“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与民同利、“人与天调”等经济主张历久弥新，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

自传说时代神农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起，到春秋时期，市场得到进一步发育。在经济学说史上，管仲首次对市场进行了准确定位：“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乘马》）市场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场所，能够平衡供求关系，使物价在合理区间上下波动，从而使各项需求得到适度满足。市场是观察供求均衡、社会兴衰的场所，关乎社会稳定。对市场之于百姓生活的重要意义，管仲的认识可谓深刻：“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侈靡》）“劝”有鼓励、促进之意，也就是说市场能够促进工商业发展。在市场这个财货集散地，万民均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换而相互得利，是解决国计民生的正道。因此，管仲建议在民之聚居处都要有市，所谓“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乘马》）。如果没有市场则无法交易，致使物资匮乏，百姓的生产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在管仲看来，市场本身虽然不能使产品增量，但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丝毫不逊于农工的物质生产。

管仲早就发现的自利利他现象，2400多年后被亚当·斯密再次提及

管仲深知，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管仲曰：“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形势解》）意思是说，有利民自来，有害民自去。民众趋利，就像水流趋下，不分东西南北。所以欲要民众归附，必先利民，有利民众会不招自来。如果民众厌恶，虽招而不来。“百姓无宝，以利为首”。商人也不例外，他们“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侈靡》）。尽管为的是谋利，却在客观上增加了国家税收，使财货流通而不私藏，在自利中利他。在自利利他的交互作用中，可以趋向“民自美安”“民自富”的境界：“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禁藏》）人人都合规合理求利，百姓自然富裕，社会自然安定。在管仲经济学视野内，自利与利人不仅可以调和，甚至自利本身就会外溢善行，既有自利之举，又行利人之德。管仲早就发现的自利利他现象，2400多年后被亚当·斯密再次提及。

管仲对人性有深刻的洞见，他非常清楚，逐利的资本并非总是自利利他，也常常损人利己。商贾可以富国，但也可以乱国。资本没有祖国，无良商人缺乏道德底线，国家有难大发国难财，百姓有难就趁火打劫。商贾一旦做大，必然会导致“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国蓄》）的严重后果，最终危及社会均衡。君主治国无方，就会使富商在市场敛财无度，甚至乘人之危，牟取百倍的利润。管仲认为：“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轻重甲》）管仲提醒齐桓公：此等富可敌国者，绝非君主赖以治国的基础，而是需要控制的对象。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不仅不能依赖商贾，反而必须以对商贾的必要管控为实现条件。如果让富商巨贾执掌权柄，“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权修》）。商贾入朝掌权，财货集中到富商巨贾手中，则君王号令不行。

“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的宏观调控观点具有高超水平

相比之下，管仲对市场的认识比西方经济学主要把市场看成资源配置方式和价格形成机制的认识要全面深刻得多（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抨击和消除美国犹太大垄断资本控制金融经济、媒体舆论和党政权力的痼疾），他不仅发现了资本具有的自利利他倾向，也洞见了资本损人利己的必然。既然商贾具有两面性，那么，必须对其既利用又限制——利用自利利他的一面，限制损人利己的一面。尤其是对商人从政，必须严加管控。管仲对市场的利用与规制可以概括为十六字：微观放活，利用其利；宏观调控，规制其弊。

在微观放活、利用其利方面，管仲借助王权，以其独创的经世济民之学成功驾驭资本，利用资本自利利他的正向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使资本成为实现富民强国总目标的手段与工具。为了发展经济，管仲让商人居中而居，观察年景丰歉，便于实时了解国内物价行情。为吸引各诸侯国商人来齐国经商，管仲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轻重乙》）；“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大匡》）。齐国所建的市场，算得上世界最早的自由贸易区，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结果，“四邻宾客，入者悦，出者誉，光名满天下”（《中匡》），“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轻重乙》）。

在宏观调控、规制其弊方面，管仲以货币、粮食等杠杆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并设立专门机构有效管理市场。管仲明白，市场机制不会自动实现均衡与和谐，国家有责任为市场均衡注入强大平准动力。如果不负责任地将百姓的命运沉浮交给市场，众多百姓就会被交替出现的“过剩”“短缺”的巨浪所淹没，从而任凭资本收割。管仲当相齐时，迅速扭转此前齐国无力控制市场、“轻重失准”的乱局，除了出台旨在强化国家调控能力的“官山海”政策外，在“轻重论”中详尽描述了商品与货币的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规律，为界定货币总量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调适市场物价，稳定国家经济形势，管仲首创均输法和平准法，用粮食与货币双向调控国内国际市场，实现市场平准稳定。所谓均输法，指集中与分散天下物资的手段。所谓平准法，指在集中与分散天下物资时，按市场需求供给和公平价格削峰填谷，在敛散之间保持平衡。凡轻重以时，价格在合理区间波动，谓之准平。“守之以准平”，则“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国蓄》）。

管仲将既用商又抑商的高超艺术发挥到极致，恰到好处地取其利而损其弊，轻重之间彰显损益之道。经过管仲益其利而损其弊的改革，齐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百姓富裕殷实，首都临淄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盛况空前。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期货配资公司线上

• 期货配资公司线上
• 国富而鄙贫
• 尽如市